日前，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学者廖云路所著的《寺院与社区：藏传佛教中国化视野》新书发布会在拉萨举行。这是廖云路个人第4部涉藏学术专著，也是《藏村日常：民族共同体社会的传播学研究》出版发行后的又一部力作。
“《寺院与社区：藏传佛教中国化视野》一书极具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该研究再次印证了中国化是藏传佛教发展的必然要求，反映出党和国家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政策在西藏的成功实践，为构建藏传佛教中国化学术话语体系开了一个好头。”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院长索林说。
藏传佛教中国化是身边鲜活的社会现象
新书发布会现场，廖云路开宗明义地介绍了“什么是藏传佛教中国化”。他认为，从佛教传入西藏起，中国化就一直伴随着藏传佛教与社会相适应的发展过程，藏传佛教中国化不仅是一项方针政策，还是发生在人们身边的鲜活现象，需要寻找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可能路径。
“在西藏，宗教不仅存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还有现实世界的载体。藏传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建立了寺院、形成了僧人群体，让宗教教义、宗教活动得以世代传承。”几经思索，廖云路选择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认识藏传佛教，对地处拉萨闹市区的扎基寺、策门林寺、丹杰林寺及其所在社区进行了历时3年的考察研究，先后访谈了近100名宗教管理干部、寺院僧人、社区居民，勾勒出了西藏宗教的今昔变迁。
《寺院与社区：藏传佛教中国化视野》一书中，作者将藏传佛教与社会的关系具体化为寺院与社区的关系，力图让藏传佛教变得“可观察、可接触、可认识”。该书认为，在旧西藏，寺院凌驾于社区之上，寺院与社区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在现代社会，寺院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寺院与社区是独立、平等、灵活的关系。从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宗教在社会中结构性的地位变迁，可以探讨国家、宗教、社会等要素作用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有效形式。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王春焕认为，藏传佛教中国化研究要深入到具体问题中去思考和谋划：“寺院与社区关系在书中不是泛泛而谈的概念，而是构建藏传佛教中国化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理论创新。从寺院与社区资源配置切入研究藏传佛教中国化过程与问题，为我们认识当前藏传佛教中国化中的社会现象提供了视野和方法。”
藏传佛教中国化研究要有鲜明的政治立场
“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是习近平总书记从西藏宗教工作实际出发，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释放出巨大的政治意义与学术意义。加快构建藏传佛教中国化学术话语体系，已然成为学界的共识。
索林说：“藏传佛教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良的爱国主义传统，在拥护中央政府正确决策、抵制外来侵略、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藏传佛教中国化研究要有鲜明的政治立场。”
索林认为，应加大对藏传佛教发展演变的研究，尤其是对藏传佛教中国化过程中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揭示和总结藏传佛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和谐发展的历史规律，凝聚维护团结稳定、反对分裂的思想共识。
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李峰认为，从当前国际学术界研究来看，宗教社会学研究基本是以西方社会和基督教为背景，大量宗教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进入中国，也影响到了中国学界，而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需要就中国问题构建中国理论，“应通过藏传佛教中国化研究，为宗教中国化及党的宗教工作理论注入更多的理论支撑”。
从适合的“位置”认识藏传佛教中国化
作为一名汉族学者，廖云路从走进寺院的那一刻起，就意识到藏传佛教中国化研究不会是一项容易的工作，需要跨越政治关、理论关、语言关、信任关等，而他的研究心得是：从适合的“位置”认识藏传佛教中国化。
廖云路认为，藏传佛教中国化研究必须建立在过硬的政治素养和扎实的理论功底之上，依托马克思主义“五观”，既不能将藏传佛教过于神圣化，又不能戴上有色眼镜，才能把藏传佛教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经验感知中“抽离”出来，积累有价值的材料。学者对藏传佛教的认知也不会仅仅是阐释性的，而是建构式的，能够从中获得结构性的、关系性的中观或微观理论。
“重要的一点是设置合理的研究目标，目标太大、方法太难，都容易增加挫败的风险，要善于调动有利于研究的积极因素，从一个观点、到一篇文章、再到一部专著乃至系列化成果，都是对藏传佛教中国化学术话语体系的推进。”廖云路说。廖云路正是因为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才练就了乐观的心态和坚韧的意志，敢于深入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现实层面寻找“真问题”，开展一些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
作为目前全国藏学界的专业出版机构，中国藏学出版社已经为廖云路出版了两部个人专著。中国藏学出版社社长洪涛认为，藏传佛教中国化是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哲学社会科学命题，在完成了政策层面的传达和学习后，亟需转向理论研究。“《寺院与社区：藏传佛教中国化视野》是一本兼具学术严谨性和趣味易读性的作品，不仅值得藏学、宗教学、人类学研究者参考研究，对于想要了解西藏寺院今昔变迁的读者也是很好的参考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