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意志坚定，自我要求严格，一生以周恩来总理为榜样。”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致公党中央前主席黄鼎臣之女黄启明，日前向中新社记者讲述父亲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渊源。
图为4月28日，黄启明在北京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
黄鼎臣1901年出生于广东海丰县黄羌，留日学医期间，便多次参加中共领导的反帝爱国行动。1928年，黄鼎臣因开展爱国反日活动被拘留并遭遣送回国，同年9月又因开展反日大同盟活动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出狱后，黄鼎臣曾在澳门、广州、桂林、昆明、重庆等地行医，其间一直从事革命活动。
在黄启明家，记者看到，圆盘为底的周总理画像摆放在客厅处。“我买回来的时候，父亲特别高兴。”黄启明说，父亲对周总理非常敬重。
记者随黄启明翻开《黄鼎臣纪念文集》，黄鼎臣与周恩来交往的画面便浮现在眼前。
黄鼎臣在回忆录中记述：“我从1925年就仰慕周恩来的英名。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曾率领黄埔学生军两次东征，打得反动军阀丢盔弃甲。那时他还兼任过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从建立政权、革新政治到组织群众团体，表现出非凡的领导才能，在我的家乡广东东江一带大名鼎鼎。”
抗日战争期间，黄鼎臣在重庆行医，并担任新华日报社医药卫生顾问，常到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和周公馆等处为大家看病，有机会见到周恩来。当时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驻国民党统治区中共代表团团长，公务极为繁忙。黄鼎臣回忆说，“在曾家岩周公馆，常见他和董必武、王若飞等领导同志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工作。”
那时各界人士常在家里聚会，讨论抗战形势、民族前途等问题。黄启明亦听父亲提起，有一次在郭沫若家里开座谈会时，周恩来用从延安带来的小米和红枣熬成甜粥款待大家。
黄启明常听父亲说，周恩来平易近人，平等相待，谦虚诚恳；遇到问题和不同意见，总是耐心讲解、循循善诱。
“在周恩来的教育帮助下，爱国民主人士和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艰难共济，促进了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和胜利。”黄鼎臣如是写道。
1946年4月，黄鼎臣应时任中国致公党负责人陈其尤的邀请，到香港参加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会议。黄鼎臣在会上提出，身处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党派没有中间道路；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必须跟中共走才有出路。因此，致公党一定要明确表态参加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黄鼎臣的发言得到了与会成员的一致赞同。会后，黄鼎臣经陈其尤介绍，加入中国致公党，与一些致公党上层进步人士酝酿筹划改组致公党、整顿党务。
1949年，黄鼎臣从香港赴北京参加人民政协筹备会议，他和各界民主人士大都住在北京饭店。周恩来常到饭店看望大家，有时召开座谈会。周恩来善于把各方面的意见归纳起来，有道理则采纳，不恰当的就加以引导，使会议文件为各方面所接受。黄鼎臣在回忆录中记述：“致公党能够走向革命，成为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中八个民主党派之一，是与周恩来的支持帮助分不开的。”
新中国成立后，黄鼎臣在中央卫生部工作期间，常去向周总理汇报工作。黄启明告诉记者，父亲的一次讲述让她印象深刻：某次，周总理刚刚接待完外宾，还没来得及吃饭。工作人员送来了两个馒头、两小碟菜。他便一边吃饭一边继续和大家开会，还关心大家是否吃过饭。
黄启明介绍，父亲一生以周总理为榜样。在她的记忆中，黄鼎臣的工作总是“忙个不停”。“对于汇报内容、起草文件等，父亲都亲力亲为。一直到1983年，陈征然才成为他第一任秘书。”陈征然亦在书中记载，黄鼎臣“是没有星期天的”。
那时黄启明时而打趣父亲“你真是一头老黄牛。”黄鼎臣则回道，周总理日理万机，一天也就休息三四个小时，“我们就应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
1976年，黄鼎臣在住院期间得知了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他听到后非常难过，眼睛里含着眼泪。”黄启明从医院护送父亲上车，去向周总理作最后的道别。
黄鼎臣1979年当选为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在他的带领下，致公党充分发挥联系海外华侨的桥梁作用，在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积极动员华侨参加祖国建设等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
黄鼎臣于1995年1月7日在北京逝世。黄启明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父亲影响，我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才能富强中国，而中国共产党的100年历程正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她坦言，同样受父亲影响，自己一直以来对周总理十分敬佩。周总理逝世后，每当她见到周总理的画像或照片，就常买回家里留念，“他在我们心中是了不起的人。”